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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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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
进山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(shè) 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(huáběi)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(jìnshān)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(shēnhòu)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们以笔为剑(jiàn)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学生的抗日(kàngrì)热情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(guómíndǎng)山西省(shānxīshěng)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 1932年9月,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(de)进步(jìnbù)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(jīnwén)瀛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(sànfàchuándān),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 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(jūnjǐng)镇压(zhènyā)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(wèi)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(chénjì)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(dòuzhēng),方能救国图存。 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青年(qīngnián)、延续抗日火种,赵宗复(进山中学复校校长(xiàozhǎng)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(zhèzuò)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(sānmínzhǔyì)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(jìnbù)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(jīfā)青年觉醒。 在隰县的(de)(de)山沟里(lǐ)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(bālùjūn)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(dòuzhēng)并未(bìngwèi)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战场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 1946年(nián)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立(chénglì)“青年(qīngnián)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(guānjiàn)情报。 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(nián),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,8名学生(xuéshēng)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(chēng)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(jiěfàng)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 今天(jīntiān)的(de)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(zhe)(zhe)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,学子(xuézǐ)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 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(zhào)校长教会我们(wǒmen),课堂可以是战场(zhànchǎng)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(rén)继承传统,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,让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 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(de)街头(jiētóu)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书声,进山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(nǎizhì)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铭记(míngjì)牺牲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(dōu)是民族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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